###策问

盖闻监于先王成宪，其永无愆。遵先王之法而过者，未之有也。仰惟祖宗以来，立纲陈纪，百度著明，细大毕举，皆列圣相授之模，为万世不刊之典。朕缵绍丕图，恪守洪业，凡一号令、一施为，靡不稽诸故实，惟祖宗成法，是宪是若。然画一之禁，赏刑之具，犹昔也,而奸弊未尽革;赋敛之制,经常之度,犹昔也,而财用未甚裕;取士之科，作成之法，犹昔也，而人才尚未盛;黜陟之典，训迪之方，犹昔也,而官师或未励。其咎安在?岂道虽久而不渝,法有时而或弊,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耶?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?朕欲参稽典册之训，讲明推行之要，俾祖宗之治复见于今，其必有道。子大夫学古入官，明于治道，蕴蓄以待问久矣。详著于篇，朕将亲览。

###对策

臣对:臣闻有家法,有天下法。人臣以家法为一家之法,人君以家法为天下之法。人君之与人臣，虽名分不同，而法有大小之异。至于能世守其法者，则皆曰“权”而已。人臣能执一家之权，守一家之法，以示其子孙，则必世为名家;人君能执天下之权，守其家法以为天下法，贻厥子孙而施诸罔极，则必世为有道之国。盖法者,治家治天下之大具;而权者,又持法之要术也。今陛下亲屈至尊,廷集多士,访治道于清问之中。首以监于先王成宪,恪守祖宗之法为言,是则陛下欲守家法以为天下法者,固已得之矣。臣获以一介草茅与子大夫之列,仰承圣诏,其敢不展尽底蕴,茂明大对,以为陛下遵祖宗守成法之献耶?臣之所欲言者无他焉,亦曰揽权而已。

尝谓君者,天也。天之所以为天者,以其聪明刚健,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昧也。君之所以为君者，以其能宪天聪明，体天刚健，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下移也。天执天之权而为天,君执君之权而为君,故天与君同称大于域中,而君之名号,必以天配。以天道而王天下也,则谓之“天王”;以天德而子兆民也,则谓之“天子”;居九五正中之位,则谓之“天位”;享万寿无疆之禄,则谓之“天禄”;五服五章者,谓之“天命”;五刑五用者,谓之“天讨”;就之如日者,谓之“天表”;畏之如神者,谓之“天威”。居曰“天阙”,器曰“天仗”,法曰“天宪”,诏曰“天语”。天之大不可以有加,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,以其咸能司域中之权而已矣。恭惟陛下,蕴聪明之德,体刚健之资,躬亲听断,动法祖宗。一诏令之下,而万民莫不鼓舞者,如天之雷风;一德泽之布,而万民莫不涵泳者,如天之雨露;开众正之路,杜群枉之门,而万民莫不悦服者,如天之清明;为政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,而万民莫不拭目以观者,如天之运行而不息。巍巍乎!荡荡乎!固不可以有加矣!而臣犹以法天揽权为言者,盖陛下之德,虽不可以有加,而臣子之心,每以有加无已而望陛下,此臣所以昧死尽言而不知讳也。

臣伏读圣策，首以监于先王成宪，其永无愆，遵先王之法，而过者未之有为言;次及于祖宗立纲陈纪,列圣相授之道;又次以今日奉行,而不能无四者之弊为问。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守成宪、遵祖宗,欲革今日之弊也。臣窃谓陛下能揽威福之权,率自己出,则成宪有不难守,祖宗有不难法,时弊有不难革,天下有不难治。凡所以策臣者，皆不足为陛下忧矣。不然，陛下虽勤勤问之，臣虽浇浇诵之，无益也。臣观自古善言治之人，未尝不以揽权为先。自古善致治之君，亦未尝不以揽权为先。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，惟辟玉食，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者，箕子告武王之言也。天下有道,礼乐征伐自天子出;至于无道,则自诸侯大夫出者,孔子垂戒后世之言也。谓庆赏刑威曰君，君能制命为义者，左氏记时人之言也;谓堂陛不可以相陵，首足不可以相反者，贾谊告文帝之言也。此臣所谓善言治之人，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。三皇官天下者，揽福威之权以官之也;五帝家天下者,揽福威之权以家之也;三王计安天下，而历年长且久者，揽福威之权以安之也。汉宣帝善法祖宗之君也。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，致中兴之业者，无他焉，以其能革霍光专政之弊，躬揽福威之权而已。观其综核名实，信赏必罚，斋居决事，听断惟精，而神爵、五凤之治，号为吏称民安，功光祖宗，业垂后裔者，盖本乎此也。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。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，建中兴之功者，无他焉，以其能鉴西京不竞之祸，躬揽福威之权而已。观其总揽权纲，明慎政体，退功臣而进文吏，戢弓矢而散马牛。建武之政，号为止戈之武，系隆我汉，同符高祖者，盖本乎此也。唐明皇善法祖宗之君也。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，致开元之治者，以其能革前朝权戚干政之弊，躬揽福威之权而已。初，明皇锐于求治，姚崇设十事以要说之，其大概则劝其揽权也。帝自谓能行，由是励精为治，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。宪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。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，致元和之治者，以其能惩前日沾沾小人窃柄之弊，躬揽福威之权而已。初，宪宗锐于致治，杜黄裳惧不得其要,劝其操执纲领,要得其大者,帝嘉纳之。由是励精为治,纪律设张,赫然号中兴矣。此臣所谓自古善致治之君,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。

陛下惩前日权臣专政之久,收还福威之柄,运独化于陶钧,裁万几于独断,天下翕然称陛下为英主,凛凛乎汉宣帝、光武、唐明皇、宪宗之上矣!而臣尤劝陛下揽权者，非欲陛下衡石程书如秦皇帝,而谓之揽权也;又非欲陛下传餐德政如隋文帝,而谓之揽权也;又非欲其强明自任、亲治细事、不任宰相如唐德宗，而谓之揽权也;又非欲其精于吏事、以察为明、无复仁恩如唐宣宗，而谓之揽权也。

衮者,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福;凡一字之贬重于斧钺者,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威。臣愿陛下尊圣人之经,行圣人之言,以是正天下之名分，以是定天下之邪正，以是成天下之事业，则何患乎不能监先王之宪,遵祖宗之法,革今日之弊耶?

臣伏读圣策曰:“仰惟祖宗以来，立纲陈纪，百度著明，细大毕举，皆列圣相授之模，为万世不刊之典。朕缵绍丕图，恪守洪业。凡一号令一施为，靡不稽诸故实，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。”臣有以见陛下谦恭抑畏，不以聪明自居，必欲行祖宗之法，以致中兴之治也。臣窃谓陛下欲法祖宗以致治，又不可不法《春秋》以揽权。臣谨按《春秋》有变古则讥之之书,有存古则幸之之书,有复古则善之之书。经书“初献六羽”者，讥隐公不能守祖宗之法，而辄变先王之乐也;书“初税亩”者，讥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，而轻变成周之彻也。此所谓变古则讥之者也。书“犹三望”者，讥僖公不郊，而幸其犹三望;书“犹朝于庙”者，讥文公不告朔，而幸其犹朝于庙。此所谓存古则幸之者也。襄公十一年书“作三军”者，讥其变古也;昭公五年书“舍中军”者，善其复古也。此所谓复古则善之者也。《书》曰:“无作聪明乱旧章。”《诗》曰:“不愆不忘,率由旧章。”汉惠帝用曹参,守萧何之法,而海内晏然;武帝用张汤,取高皇帝之法纷更之,而盗贼半天下。守祖宗之法者，其治如此;变祖宗之法者，其乱如彼,为人主者其可自坏其家法耶!

我太祖、太宗，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。真宗、仁宗，至于列圣，守我宋之家法者也。先正大臣，若范质、赵普之徒，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。在真宗时，有若李沆、王旦、冠准;在仁宗时，有若王曾、李迪、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之徒，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。侧闻庆历中,仁宗出御书十三轴,凡三十五事。其一曰遵祖宗训;二曰奉真考业;三曰祖宗艰难,不敢有坠;四曰真宗爱民,孝恩感噎。故当时君圣臣良，持循法度，四十二年之间，治效卓然者，盖本乎此。又闻熙宁中，先正司马光于经筵进讲，至萧何、曹参事，谓参不变何法,得守成之道。且言祖宗之法,不可变也。异日吕惠卿进讲,立说以破之。谓法有一年一变者,正月始和,布法象魏是也;有五年一变者，巡守考制是也;有三十年一变者，刑罚世轻世重是也。光随而折之曰:布法象魏,布旧法也,非变也。诸侯有变礼易乐者,王巡守则诛之,王不自变也。刑,新国用轻典,乱国用重典,平国用中典,是谓世轻世重,非变法也。观二臣之言,亦足以见其人之邪正矣。陛下自即位以来，固未尝不遵守祖宗法。比年有出于一时申请权宜而行者,致与成法或相抵牾。迩者陛下面谕群臣,谓国家政事,并宜遵守祖宗,今又发于清问,以求致治之效。臣有以见陛下得持盈守成之道,真仁宗之用心矣。然臣复以揽权为言者,盖春秋讥时王失揽权之道，故诸侯遂有变法之弊。今陛下欲守祖宗之法,宜用春秋赏罚之权以御之可也。大臣有清净如曹参者,宜命之持循;忠正如司马光者,宜俾之讨论。变乱如张汤者则诛之,异议如吕惠卿者则斥之。如是则祖宗良法美意，可以垂万世而无弊矣，尚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!

臣伏读圣策曰:“画一之法，赏刑之具犹昔也，而奸弊未尽革。”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，在乎明赏刑以革弊也。臣窃谓欲奸弊之尽革,不可不法《春秋》以揽权。盖《春秋》之法,非孔子之法也,成周之法也。故杜预曰:“周公之志,仲尼从而明之。”经有书赏者,如锡命威公,锡命文公,锡命成公之类,皆所以讥时王之滥赏,非周公之赏也。有书刑者，如杀其大夫，放其大夫，杀其公子之类，皆所以讥时君之滥刑,非周公之刑也。时王失周公赏刑之法,不能革当时之奸弊，故仲尼以笔削之，权代之善劝而淫惧焉。我祖宗制赏刑之法,载在有司,画一之章,昭然可睹。创之者如萧,守之者如曹。未尝有滥赏也，而赏必当乎功;未尝有淫刑也，而刑必当乎罪。历世行之,弊无不革者,盖以圣祖神宗,能揽权于上,而群臣能奉行于下故也。故司马光自为谏官及为侍从,尝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献之仁宗，又献之英宗，又献之神宗，而其二说则在乎信赏必罚也。三宗既用其言以致极治矣。光以清德雅望，执政于元佑之初，躬行其言,以革时弊,进退群臣邪正之甚者十数人,天下皆服其赏刑之当,一时之弊亦无不革者。我三宗真盛德之君,而光亦可谓救时贤相也。迩者陛下躬亲万几,一新时政,斥逐奸邪,登用耆旧,禁锢者释,告讦者诛,兹赏刑之至公,而革弊之甚大者也。圣策犹以奸弊未革为忧者，岂今日朝廷，犹有僭赏滥罚如春秋时乎?臣不敢不陈其大概。

夫人主赏刑之大者，莫如进退天下之人才。今陛下每进一人，必出于陛下素知其贤，亲自识擢可也。不然，则出于大臣侍从，公心荐举可也。不然，则采于舆论，而天下国人皆曰贤可也。苟不出于三者，而一旦遽进之，则议者必曰:某人之进也，出于某人阴为之地也。如是则一人之滥进，有以损陛下作福之权矣。陛下每退一人,必出于陛下灼知其罪,震怒而赐谴可也。不然,则出于谏官御史,公言论列可也。不然,则得于佥言，而天下国人皆曰有罪可也。苟不出于三者，而一旦遽退之，则议者必曰:某人之退也，出于某人阴有以中之也。如是一人之误退,有以损陛下作威之权矣。昔舜举十六相,而天下悦其赏之当;去四凶人,而天下服其罚之公。陛下苟能以祖宗制赏刑为法,以虞舜用赏刑为心,执《春秋》赏刑之权以御之,则何患乎奸弊之不革耶?若夫有某劳进某秩以为赏,犯某事得某罪以为罚,此特有司之职耳,非人主福威之大者,臣不复为陛下言之也。

臣伏读圣策曰:“赋敛之制,经常之度犹昔也,而财用未甚裕。”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，在乎裕财用以经邦也。臣窃谓欲财用之有裕,又不可不法《春秋》以揽权。谨按《春秋》书“臧孙辰告籴于齐”者，讥庄公不节国用，一岁不熟而告急于外也;书“初税亩”者,讥宣公不节国用,变成周什一之法,至于履亩而税也;书“作丘甲”者，讥成公不节国用，至于以丘而出甲也。书“用田赋”者，讥哀公不节国用,至于用亩而出军赋也。《春秋》书告者不宜告,书初者不宜初,书作者不宜作,书用者不宜用。臣由是知《春秋》赋税之书,为人君节用裕财之训明矣。昔孔子对齐景公之问政,不曰政在生财,而曰政在节财。有若对鲁哀公之问年饥,不告之以生财之术,而告之以盍彻。臣又知裕国之术,实在乎节用也。侧闻太祖皇帝有言曰:“我以四海之富，宫殿悉以金银为饰，力亦可办。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，岂可妄用?古称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。”呜呼!大哉言乎!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。又闻仁宗圣性，尤务俭约。器用止于漆素，衾褥止用黄纯。嘉佑间临轩策士，出“富民之要在节俭”以为御题。时吕溱赋曰:“国用既节,民财乃丰。”仁宗悦之，擢为第一。观仁宗取士命题之意，又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。又闻熙宁初，司马光、王安石同对，论及救灾节用事。安石曰:“国用不足者，以未得善理财者也。”光曰:“善理财者，不过头会箕敛,以尽民财。民穷为盗,非国之福。”安石曰:“不然，善理财者,不加赋而上用足。”光曰:“天下安有此理!天地所生,财货万物,止有此数,不在民则在官。譬如雨泽,夏涝则秋旱。不加赋而上用足,不过设法阴夺民利,其害甚于加赋。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，太史公书之以见武帝不明耳。”司马光之名言，真可为节用理财之法，聚敛毒民者之深戒也。

陛下自和戎以来，兵革不用二十年矣。是宜仓廪富实，贯朽粟陈，如成、康、文、景时可也。而圣策乃以财用未裕为忧，虽臣亦窃疑之。岂国家用度之际，有所未节乎?奢侈之风，有所未革乎?不急之务，无名之费尚繁乎?今赋人不及祖宗全盛之日，而用度不减祖宗全盛之时。三年郊祀之礼所不可免者，而臣下赏赐之费有可得而省也;不得已之岁币所不可免者,而使命往来之费可得而省也;百官之俸所不可免者,而冗官可得而省也;六军之食养所不可免者,而冗兵可得而省也。臣所谓用度之际有所未节者,如此之类,不止乎此也。朝廷往尝屡有禁销金之令矣,而妇人以销金为衣服者,今犹自若也;又尝有禁铺翠之令矣,而妇人以翠羽为首饰者,今犹自若也。是岂法令之不可禁乎?岂宫中服浣濯之化,衣不曳地之风，未形于外乎?臣所谓奢侈之风有所未革者，盖在乎此也。臣又闻之道路，谓远夷外国，有以无益之奇玩，易我有用之资财者;池台、苑囿、车骑、服御，有未能无所增益者;中贵、外戚、便嬖、使令、倡优、伶官之徒，有未能无非时赏赐者。臣所谓不急之务、无名之费尚繁者，盖在乎此也。昔汉文帝躬行节俭以化民，而海内至于富庶。臣愿陛下揽权于上，而革众弊，以文帝及我太祖仁宗恭俭为法,以《春秋》所书为戒,则何患乎财用之不裕乎?若夫自同予聚敛之臣,献生财之术,则臣不敢也。


臣伏读圣策曰:“取士之科、作成之法犹昔也,而人才犹未盛。”臣有以见陛下致治之道,在乎得士,而欲人才之盛,如祖宗时也。臣窃谓陛下欲人才之盛,宜揽育才取士之权。臣谨按《春秋》书作丘甲，谷梁因论古者有四民，而以士民为首。范宁释之曰:“士者，治道艺者也。”又按经书单伯送王姬。谷梁曰:“单伯者,我之命大夫也。”范宁释之曰:“古者诸侯贡士于天子，大国三人，次国二人，小国一人。”又按《公羊春秋》曰:“什一行而颂声作。”何休因论及成周之时，井田校室之制，大学小学之法，养士取士之说为甚详。又按经赦许止之罪。谷粱曰:“子生三月，不免水火，母之罪也;羁贯成童,不就师傅,父之罪也;就师傅,学同无方,心志不通,己之罪也;心志既通,而名誉不彰,朋友之罪也;名誉既彰,而有司不举,有司之罪也;有司举之,而王者不用,王者之过也。”《春秋》伤时王失育才取士之权,而默寓其意于笔削之际。公羊、谷粱、范宁、何休之徒,从而发明之,亦可谓有功于风教矣。

我祖宗以来,取士于科举,是古者诸侯贡士之法也;养士于太学,是古者校庠序之法也;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,是有取于汉唐盛世之法也。进士科或用诗赋,或用经义,虽更变不同,而未尝不得人也;太学之士,或出于舍选,或出于科举,虽作成不同,而亦未尝不得人也。二百年间，名臣巨儒，建勋立业，背项相望，莫不由此途出,可谓盛矣。陛下往者虽在干戈日不暇给之中,而亦未尝废俎豆之事。自偃兵以来，复兴太学以养诸生。其取士之科，作成之法,一遵祖宗之旧,恩甚渥也。而圣策犹以人才未甚盛为忧者,臣辄献挽权之说焉。今取士之科、作成之法虽曰犹昔，而人才非昔者,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。夫法之至公者,莫如取士;名器之至重者，莫如科第。往岁权臣子孙门客，省闱殿试，类皆窃巍科，而有司以国家名器为媚权臣之具,而欲得人可乎?朝廷比因外台之言,例行驳放,士论莫不称快。臣愿陛下常揽福威之权以御之，严诏有司，谨取上之公法，而无蹈往年之覆辙可也。至所谓作成者,盖欲作成其器,如鸢飞鱼跃,涵养其平日之刚方,而成就其异时之远大者耳,非取其能絺章绘句以媒青紫也。自权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，而庠序之士，养谀成风。科举之文，不敢以一言及时务，欲士气之振可乎?臣闻嘉佑间，仁宗以制科取士，时应诏者数人，眉山苏辙之言最为切直。考官以上无失德而辙妄言，欲黜之，独司马光慨然主其事。仁宗曰:“朕以直言求士,其可以直言弃之耶?”擢置异等。此陛下取士之家法也。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，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。命庠序去谤讪之规，科举革忌讳之禁，有司取忠谠之论。将见贤良方正、茂才异等、直言极谏之士，济济而出，如仁宗时矣，尚何患人才之不盛乎?

臣伏读圣策曰:“黜陟之典，训迪之方犹昔也，而官师或未励。”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，而欲官师之励如祖宗时也。臣窃谓欲官师之励，宜揽黜陟贤否之权。谨按《春秋》隐十一年书“滕侯至”，威二年别书“滕子”。范宁曰:“前称侯今称子者，盖时王所黜。”隐二年书“纪子至”，威二年则书“纪侯”。范宁曰:“前称子今称侯者，盖时王所进。”臣窃谓春秋时王不能黜陟诸侯，是必夫子以赏罚之权，因其贤否而黜陟之也。又按经书“楚”曰“荆”。公羊曰:“荆者何?州名也。州不若国，国不若氏，氏不若人，人不若名,名不若字,字不若子。”何休释之曰:“圣人因周有夺爵之法,故备七等之科,以进退之。”臣是以知《春秋》实夫子黜陟之公法也。故为臣而知《春秋》者,则必为忠臣。盖《春秋》以责忠臣之至,训迪天下之为人臣者也。为子而知《春秋》者,则必为孝子。盖《春秋》以责孝子之至，训迪天下之为人子者也。我国家任官之法，上自公卿百执事，下至一郡一县之吏，无非以公道黜陟之，固无异虞舜三载考绩之法也;有学以教之于未任之前,有法以禁之于筮仕之后,无非以公道训迪之，固无异乎成周训迪厥官之方也。故当时为官师者，罔不勉励厥职。坐庙堂之上，与天子相可否者，是宰相之励其职也;立殿陛之前,与天子争是非者,是谏官之励其职也;言及乘舆,则天子改容,事关廊庙,则宰相待罪者,是御史之励其职也。百官励其职于朝,守令励其职于郡县。是以祖宗之世,内外多任职之臣,故其致治之效,远出汉唐之上。今陛下任贤使能以建中兴之治,黜陟之法,训迪之方,无非遵祖宗之时,而圣策乃以官师未励为忧者,臣辄献揽权之说焉。

今黜陟之法，训迪之方，虽曰犹昔，而治效非昔者，由福威之权,下移于前日故也。夫法之至公者,莫大乎黜陟;而治乱之所系者,莫重乎官师。曩者内外用事之臣,多出乎权门之亲戚、故旧、朋党,文臣或非清流而滥居清要之职,武臣或无军功而滥居将帅之任。贿赂公行，其门如市，郡县之吏，其浊如泥。是皆官曹澄清时可堪一笑者。至于一言忤意，虽无罪而亦斥;睚眦之怨，虽忠贤而必诛。其一时黜陟，皆出于喜怒爱憎之私，无复有唐虞考绩，李唐四替二十七最之法,求欲其尽瘁励职,可乎?若夫所谓训迪者,盖将以忠义训迪之,使其忘身徇国而已。非欲训迪其巧进取、善造请、以事权势也。当权门炙手可热之时，缙绅相率为佞之不暇，孰有以忠义相训迪者乎?至于今日而官师犹未励者,以其承积习之后,而余弊未革故也。陛下必欲官师咸励厥职,莫若大明黜陟于上,而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,又其次者付之吏部,又其次者付之监司可也。昔庆历中，仁宗黜夏竦等，用杜、韩、范、富以为执政，以欧阳修、余靖、王素、蔡襄为谏官，皆天下之望，鲁人石介作《圣德颂》以揄扬之。此陛下黜陟之家法也。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,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，执福威之大柄以为黜陟之法，明忠孝之大节以为训迪之方，如是则尚何患乎官师之不励职如祖宗时乎?

臣伏读圣策谓:“奸弊未尽革，财用未甚裕，人才尚未盛，官师或未励，其咎安在?岂道虽久而不渝，法有时而或弊，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耶?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?朕欲参稽典策之训,讲明推行之要，俾祖宗致治之效，复见于今，其必有道。”臣仰见陛下愿治之切，思慕祖宗之深，欲聿追其盛德大业者，可谓勤且至矣。然臣已陈揽权之说于前，且以《春秋》为献。抑尝闻先儒曾参有言曰:“尊其所闻，则高明矣;行其所知，则光大矣。”《春秋》之学，陛下既已深得之，复能尊其所闻，行其所知，揽福威之权，以守祖宗之家法,则赏刑当而天下悦矣,奸弊不患乎不革!节俭行而天下化矣，财用不患乎不裕!取士公而贤能出矣，人才不患乎不盛!黜陟明而邪正分矣，官师不患乎不励!祖宗致治之效，又何患乎不复见于今耶?若夫所谓“道虽久而不渝，法有时而或弊，损益之宜有不可已”者。臣按先儒释《春秋》,有变周之文从周之质之说,又有商变夏、周变商、春秋变周之说。臣以为《春秋》未尝变周也,特因时救弊耳。又尝闻董仲舒之言曰:“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,故政有眊而不行,救其偏者所以补其敝而已矣。”我祖宗之法,譬犹大厦,敝则修之,不可更造。苟不知遵守而轻务改更,臣恐风雨之不芘也。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,臣愿以仲舒补敝之说为献,可乎?若夫所谓推而行之有非其人者,臣按《春秋》书“乃”一字,如“公子遂如齐,至黄乃复”之类。谷粱释之曰:“乃者,亡乎人之辞也。盖言任用不得其人耳。”又尝闻荀卿之言曰:“有治人,无治法。”夏、商、周之法非不善也,苟得其人,监于成宪,常如傅说之言;遵先王之法,常如孟子之言;率由旧章,常如诗人之言。则夏、商、周虽至今存可也。汉唐之法,亦非不善也。苟得其人,常如曹参之守法,宋璟之守文,魏相李绛之奉行故事,则汉唐虽至今存可也。祖宗之法,非不甚善也。苟得其人,常如司马光之徒持守成之论,则垂之万世,与天地并久可也。陛下既知前日推而行之非其人矣,则今日不可不慎择焉,臣愿以荀卿“有治人”之言为献,可乎?若夫参稽典策之训,则有历朝之国典在焉,祖宗之宝训政要在焉,有司之成法在焉,朝廷之故事在焉。陛下宜诏执政与百执事之人,参稽而奉行之可也。若夫讲明推行之要,则无若乎揽权。陛下提纲振领,而以万目之繁付之臣下可也。

陛下终策臣曰:“子大夫学古人官,明于治道,蕴蓄以待问久矣,详著于篇,朕将亲览。”此陛下导臣使言,臣不敢不尽言也。臣闻人主开求言之路,必将有听言之实;人臣遇得言之秋,不可无献言之诚。益求言之路不常开,而得言之秋不易遇。今陛下开求言之路,而臣遇得言之秋;陛下有听言之实,臣其可无献言之诚乎?臣复有一言以为陛下献者，欲陛下正身以为揽权之本也。按《春秋》书正者,杜预谓欲其体元而居正,公羊又有君子大居正之说。谓正心以正朝廷,正朝廷以正百官,正百官以正万民者,董仲舒之论正也;谓人君所行必正道,所发必正言,所居必正位,所近必正人者,刘赘之论正也。臣观自古人君能正身以化下者,莫如周文王;不能正身以化下者，莫如汉武帝。文王宅心于正道之中，其勤劳则日昃不遑暇食，不敢盘于游田，以庶邦万民惟正之供，故能刑于寡妻,至于兄弟,以御于家邦,见于《思齐》之诗;在位之臣,皆节俭正直,见于《羔羊》之诗;人伦既正,朝廷既治,天下纯被其化,又见于《驺虞》之诗。文王能自正其身，而其下化之如此。若夫武帝则不然。其所以自治其身，与其下应之者，皆不正也。帝好谀也，故公孙弘曲学以应之;帝好刑也,故张汤曲法以应之;帝好利也,故孔仅、桑弘羊以剥下益上应之;帝好兵也，故卫青、霍去病以拓士开疆应之;帝好夸大也,故司马相如作封禅书以应之;帝好神仙也,故文成五利之徒以左道应之。武帝不能自正其身，而其下应之如彼。臣愿陛下以文王为法，以武帝为戒，端厥心居，以为化本，非正勿视，非正勿听，非正勿言，非正勿动。其用人也，不必问其才不才，而先察其正不正。果正人也，其进则为治之表。其可以其才不足而不与之进乎?是果不正人也，其进则为乱之机。其可以其才有余而使之进乎?其听言也，必观其言之是与非，斯可以见其人之邪与正。有逊志之言，必将察之曰:“彼何为而投吾之所好哉?是必不正人之言也，是言之有害于我者也。其可以其逊吾志而受之耶?”有逆耳之言，必将察之曰:“彼何为而犯吾之所恶哉?是必正人之言也，是言之有益于我者也。其可以其逆吾耳而不受耶?”左右誊言日闻，必察之曰:“是必不正人也?是必阿大夫之类也?是必善结吾左右以求誉者也”,退之可矣;左右毁言日闻,必察之曰:“是未必非正人也,是必即墨大夫之类也,是必不善结吾左右以致毁者也”,进之可矣。如是则一念虑无非正心,一云为无非正道,左右前后侍御仆从罔非正人,殆见四方万里,风行草偃,莫不一于正矣。臣愿陛下以是为揽权之本,而又任贤以为揽权之助,广览兼听以尽揽权之美。权在陛下之手,则所求无不得,所欲皆如意,虽社稷之大计,天下之大事,皆可以不动声色而为之。况区区四者之弊,尚何足以轸渊衷之念哉!臣闻主圣臣直,惟陛下赦其狂愚,不胜幸甚。臣昧死谨对。